绿色的天空
老 骥
一
我第一天上班的心情,确切地讲,不能算是糟糕,应该说是无聊、丝毫没有任何的兴奋。本来我要去横店当群演,或者到宋庄卖画,总之是想做一件比较有艺术气质的工作。可是我的父亲,力逼我到S局上班。他一边斜躺在沙发上,一边醉醺醺地表功:
为给你找这个工作,花了我半辈子积蓄,搭了我半辈子人情。
我相信他说的话,他半辈子的积蓄,大概也就两三万块钱;而且他这半辈子没什么朋友,家族亲戚里面,也大多不如意。为了让我进机关单位,天知道他求了什么人、托了什么关系。
我的父亲原来不是这个样子。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帅气,这个可以从他三十年前的照片上看出来。那时候他留着长发,梳一个华丽的三七分,穿一领半旧的皮夹克,斜靠在一个公共电话亭旁边,做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姿态。但他的神情,分明是忧国忧民,双眉紧缩,目光忧郁。他不但帅气,而且还很有才。我看过他在一个刊物上发表的诗歌,用一种轻飘飘近乎戏谑的语气,探讨生存和死亡的终极意义,无论立意还是炼字,都还算比较深刻。
据说他曾经有一次无限接近这个刊物主编的位子,各种考察程序都已走完,最后因为上级部门迟迟不给批复,他一怒之下,辞职下海,从此一蹶不振。五十岁之后,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喝酒,喝完酒背着手四处闲逛,或者倒头就睡。他的眼睛越来越浑浊,脸上的赘肉越来越丰富。他现在的形象,和三十年前的照片判若两人。他说不能让我重走他的路子,要让我到机关走仕途。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仕途就是那个“道”,这是他此生留给我最大的遗产。可是我并不领情。
期待我走仕途的S局是个小机关,而且远在城郊,出家门到单位,要走两个小时。地铁轧轧作响,车厢呼啸轰鸣,我在硬如钢铁的座椅上甩来甩去,感到正在一步步走向庸俗。对面的老头子太丑。他旁边那位大妈太胖。大妈手里拽着的小孩子太吵。整节车厢里的环境太乱。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就这么无休止地浪费下去,幸好地铁还有终点站,可以完结我的不适。我提前站起来,准备在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迅速逃之夭夭。
就在即将下车那一刹那,我看到一个并不年轻的女人,头发里夹杂着一块头皮屑,赫然耸立在我的眼前。如神差鬼使,我拍了女人的肩膀,告诉她应该洗头;并且如果条件允许,应该用“陆地飞扬”牌洗发液,因为这款洗发液去头屑效果非常好,我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我看她惊愕地回头看我,嘴巴洞开形成一个性感的空间,好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O。显然她被我这个陌生人突兀的招呼搞蒙了。于是我明白地告诉她,她的头发里有头皮屑,并且这头皮屑大如雪花,足以让看到的人身心不适。如此一来,她的惊愕就变成了羞愧加恼怒,似乎要甩给我一个耳光。
假如她真的抽我耳光,我也没有办法。我练过跆拳道,但是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反击一个女人。假如是僻静的所在,比如夜晚没有路灯的山坡上,我当然可以做一番正当防卫。可是,现在毕竟不是夜晚,地铁也不是山坡,何况车厢里还亮着白晃晃的灯,车厢外也亮着白晃晃的太阳。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即将搧过来的大嘴巴。感谢造物主,让她长了一只有力的手,让我长了一张帅气的脸。有力的手打在帅气的脸上,必然声音清脆,果断决绝。但是,她在恼怒的同时,忽然怀疑我的精神是否存在问题。所以她看我的眼神,很快恐惧多于愤怒。显然她以为我是个疯子,因此她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小声骂一句,然后捂紧了那款精巧的女包,逃之夭夭。
到了S局办完接收手续,我被分配到考评科。我觉得一个单位最无聊的部门,第一要数人事科,天天吃饱了没事干盘核桃似的算计人玩儿;第二就是考评科,它的工作是给各个科室打分排名次,其实一二三四早已经内定。我在我的工位上坐定,一边耐心等待科长的接见,一边详细观察科里同事们百无聊赖地进行着各种表演。
一个老同志喝了一口茶,戴上眼镜看报纸,他的头发稀疏花白,好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体现沧桑。他的无名指上带着一枚早已失去光泽的戒指,这表示他已经不是单身,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滴溜溜地滑过眼镜框,偷偷瞅旁边年轻的女同事。年轻的女同事穿一件吊带花裙子,吊带斜下来,露出雪白一段臂膀。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肌肤正在被人细细地观赏,因为她正在努力地打电话,貌似和闺蜜研究昨天的一个社会新闻,不时发出一阵齁齁然粗声粗气的哄笑。假如只闻其声不见其型,你一定觉得她是个男的,而且是那种浑身上下散发着油腻气息的中年大叔。
办公室里真有一位大叔,他坐在我对面,喋喋不休地对我讲述最近的股市,每讲一句话都要配合一个夸张的动作,比如振臂一挥、同时有力地叉开五指,或者猛然收回胳膊、并且攥紧拳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通了电,我怀疑他得了严重的多动症,还好他是坐着,如果站起来带动下半身,我怀疑他要翻跟斗跃出窗外,那就不好了,毕竟我们这里是六楼。我们这个大办公室还坐着一位副科长,他的工位当然在最里侧。此时他正面无表情目不斜视盯着窗外树上的一只青黄色的鸟,而那只鸟大概明白自己正在被关注,叫得更加凄厉,并且搔首弄姿。一如所有的小机关一样,办公室的生活充满了市井气息。
也一如所有的小机关一样,中层正职领导都有自己一间独立的小办公室。副科长老周说,科长办公室就在隔壁,不过现在科长不方便,很快就会过来代表全科同志欢迎你。我想象科长的模样,想他此时是在看报纸还是打电话还是研究股市信息还是聚精会神观察动物,正胡乱琢磨,听见有人说,科长来了。我赶紧礼貌地站起来,和科长四目相对,尴尬顿时浮现在我们两人的脸上。科长竟然是个女的。当然这个不算什么,女领导女干部多的是,但是,这个女科长,正是我在地铁上碰见的那位头发里藏有头皮屑的中年妇女。
二
我相信这世界上有无数的巧合,比如,许多年前有一天下午,我逃课到郊区玩儿,那儿有一个野湖可以游泳。在密林深处碰到我的女班主任和体育老师约会,看得我胆战心惊,伏在草里半天不敢动一动,直到他们结束后走了,我才浑身虚脱地爬起来落荒而逃。那一天我看到很多景象、听到很多声音,我醉心其中,丝毫没有感觉到蚊虫在我身上叮出十几个大包,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不知什么时候湿了裤子。等我回到学校,晚自习已经开始。女班主任正在威严地巡视全班,发现我逃课,把我揪到走廊里严加训斥。但是我根本听不进她的训话,只盯着她连衣裙里凹凸不平,觉得非常尴尬。
上了高三,天可怜见,我又和这位女班主任的女儿谈恋爱。她女儿长得相当漂亮,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好像高山流水润而清凉,每次拥抱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脸埋进那长发里深呼吸。我们俩的感情飞速发展,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女儿郑重其事地请我去见家人,被我拒绝了。因为我很怕见到她妈妈,也就是我的那位女班主任。我想我只要看见她,眼前肯定会浮现那个夏日午后密林里发生的一切,那一天是我少年时代的终结,终结得毫无仪式感。后来我们分手了。再后来她剪去了长发,嫁给了一个胖大的副镇长。副镇长相貌平平,唯有肚子令人瞩目,目测可以刮出二十斤油来。想到它每晚都会紧贴在那个本属于我的光洁如玉的小腹上,我就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现在,我又一次经历了这种尴尬的巧合。我想假如我提前看看这个机关的官网,也许就避免了这场尴尬,因为所有中层以上领导的照片都在网站上挂着,科长的照片精心修饰过,长相甜美,笑意盎然,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当然,这也许就是她二十岁时的照片,那时她还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一所大学读书。她一边读书,一边谈恋爱,谈着谈着,就谈上了系里一位教授,两个人学校里卿卿我我不算,暑假里还跑到北戴河耳鬓厮磨,就给教授夫人发现了。彼时教授和夫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正上幼儿园,所以他并不害怕,他以为夫人为家庭计,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谁知道教授夫人早已和一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相爱,只瞒着教授一人,现在终于抓住把柄,立刻离婚,抛弃教授和女儿,跟着那个企业家搬到海南去了。
后来科长跟我讲到这里,说老家伙一时间居然有不小的失落和愤慨,因为他发现自己早就戴了绿帽子。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马上向科长求婚。但是,科长和教授同居,不代表就愿意嫁给教授。她那里犹豫推脱,教授只好痛下杀手。他把她所有的照片视频各种资料,装进一个小小的U盘,有意无意地暗示她,假如他们两个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他就会发疯,而发疯的结果,就是这个U盘里一切资料,将会流传到互联网上。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普及,正被各种千奇百怪刺激眼球的社会新闻所充斥。就在前天晚上,科长宿舍里六个女生一起观赏了来自宝岛台湾的一段偷拍视频,看得她们心潮澎湃面色潮红。视频的主角是一位女政要,这位女政要因为这次偷拍事件,不久即退出政坛,从此销声匿迹。由台湾的女政要联想到自己,科长感到害怕,怕那些音像资料毁了自己的一生,于是就和教授勉强结了婚。婚后她和她的教授老公之间,以及和教授前妻所生的继女之间,一直疙疙瘩瘩不愉快,这种不愉快持续了二十年。二十年过去,教授成了一个垂垂老者,而科长也变成一个头发里有时会藏着硕大头皮屑的中年妇女。
已经变成中年妇女的科长昨天接到通知,说今天要来一个新同事。她准备了一篇虽然简短但是念起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要当着全科的同志故作真诚地讲出来。但是现在,她一句话也讲不出。她和我不一样,我有本领迅速调整心情,一双眼睛紧盯住她看,无辜的表情略带笑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看着我不知羞耻的眼睛,顿感心灵正被我按在地上无情地揉搓,用句网络语说,就是一万个草泥马在她脑海里欢天喜地地驰骋。她一句话也讲不出,只能转身离去。后来她对我说,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看见你的眼神,我就明白你是天底下最彻底最纯粹的混蛋,没有之一。我说我信,你的直观感受很准确,我确确实实是个混蛋,至于是不是彻底而纯粹,还有待考证。
那天在她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我注意到她刚刚洗过的头发尚未完全干燥,并且随着长发披散开来,一股独有的去屑洗发水的香味,弥漫在办公室门口。不错,这正是“陆地飞扬”洗发水,这香味让我心中一动,我想起她在地铁上因惊愕而洞开的嘴巴,圆如大写的英文字母O,双唇暗红,厚而丰满。这个镜像滤过我的脑海,让我坐立不安,一上午浑浑噩噩。
后来有一天当我结结实实地吻上这个湿漉漉充满质感的嘴巴,感觉还有些不真实,就像体验着一个虚幻的梦。那时窗外暮云低垂,四月的风温润地划过远处的白杨树,树叶哗哗作响,仿佛为我鼓掌、为我呐喊助威。我在这不休止的呐喊声中,果然振奋精神,披坚执锐,勇往无前,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科长不停地叫,抑扬顿挫,绵如潮水,声如裂帛,我觉得我的耳膜总有一天会被她的声线炸裂开来。
过后我疲乏地翻身躺在床上,任她把纤细的手指拂过我的胸膛。她的手背和其他部分的皮肤一样,微有黄斑,掩饰不住年龄的痕迹。但是她脸色白皙,身材凹凸有致,重要的是该有弹性的地方都有弹性。有人太软,疲疲沓沓一上手就知道备受揉搓;有人则太硬,硅胶垫得太直接,抓在手里,好像拎了一块砖。我把这个体会告诉她,可是并不能引她一笑。她这个年龄,已经不能领略幽默。幽默感的缺失还不是问题,但是接下来她居然追问我经历过多少女人。我当然不能告诉她,爬起来找衣服穿。她还在不依不饶地逼供,而我早已穿戴整齐,离开了她的房间。
三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去过科长家五六次,明显已经引起她那个教授丈夫的各种猜测。尽管教授每次都很热情地招呼我,请我喝他自制的酸奶,但是他狐疑的眼神里,分明透着一种洞穿我心灵的震慑。可是我一点也不怕。我不怕并非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垂垂老者,而是因为我渐渐意识到,他把我当成了他女儿的追求者。有一个男青年追求他的女儿,他也许很高兴,因为据科长说,这个女儿简直就是精神病,疯狂叛逆,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要她——在科长心目中,女人必须有男人要才有价值,她自己就是范例。
现在,教授坐在沙发上,问我毕业于哪一所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以及“你觉得一百年来最伟大的作家是谁”这类显然毫无水平的狗屁问题。对他这些问题,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是马尔克斯还是莫言还是其他什么人,我只需要瞠目结舌坐着,心不在焉地搅动面前的酸奶,或者一遍一遍地抚摸沙发上的布纹。我知道他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揣测我的来意。
有一天,他好像下定决心对我说,他的女儿虽然还在读书,但是作为家长而且是开明的家长,并不反对年轻人谈恋爱。他说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态度要真诚。“真诚是一种信仰、一种无穷尽的力量。年轻人必须要有一种真诚的态度,诚以待人,诚以做事,这是我和青青妈妈两个人一直以来的观点。”他说。我听见这种鸡汤话就觉得恶心——呵呵,真诚,什么是真诚?这种婆婆妈妈的观点,几乎是所有老年人的通病。而此时所谓“青青的妈妈”,正撤走放在我面前的酸奶,换了一杯咖啡递给我,脸上明显地甩出一个厌恶鄙夷的神情。她知道我的胃不好,不吃冷饮,只喝红茶或者咖啡。
教授的女儿叫徐青青,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算难看。她不是科长所生,是那位跟着企业家去海南创业的前妻留下的。教授和科长结婚那天,还在上小学的徐青青玩过一次失踪。科长怀孕的时候,刚刚上中学的徐青青玩过一次割腕。后来科长流产,中学即将毕业的徐青青在阳台上放了一串五千响的鞭炮,以示庆祝。科长本不愿为教授生孩子,所以流产属于自愿行为,但是,她受不了徐青青的屡次挑衅。就在鞭炮炸雷一般的响声里,科长不顾腹中疼痛,气急败坏地冲上阳台,一把将徐青青推下楼去。幸好他们家住二楼,否则两个人都活不了。
现在,徐青青刚满二十岁,正在读高职。她的头发参差不齐五颜六色,用她的话讲,这是象征着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她经常穿一件低领的体恤,露出锁骨上的刺青,好像是一个龙头,或者是一个骷髅。我每次来家里她都会翻白眼、拉长脸,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听一种说不出风格的音乐,咚咚锵锵,震耳欲聋。
但是有一天,她从房间里走出来,和我并肩坐到沙发上。我正琢磨要不要走开,她却忽然向我斜靠过来,抱住我的脑袋,在我额头正中间印上一个紫色的口红痕迹,好像待售的猪肉盖了一个检疫检验的戳。徐青青说,这是为了宣示主权。科长正在厨房切水果,隔着窗户看见,气得发抖,一时划破手指,流了不少血。我想假如当时教授不在场的话,她也许会提着刀大踏步闯出来,一刀把徐青青捅个透心儿凉。我看着教授那光秃秃的头顶和笑眯眯的眼睛,心里感谢他不动声色地避免了一场血腥。教授笑着说,哈哈哈,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聊你们聊。说罢,慢慢地走进书房。
徐青青吻过我,说,我觉得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她一边说,一边扭动腰肢,体恤里的风景若隐若现。我盯住仔细地看了一番,迟疑着说,随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原本可以当场拒绝,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爱上这样一个女孩子;我也可以委婉一点,说什么还要趁年轻干一番事业所以不想太早谈恋爱这类的废话来搪塞。总之,我不应该说随便,这个不像是被人求爱的一个答复。
但是,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这答案也不一定非得合乎常识。比如说,天空是蓝色的,这一点是常识、毋庸置疑。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但是你得承认,天空它有时候是黄色的,比如狂风大作吹起沙尘暴;有时候是红色的,比如傍晚太阳即将落山;有时候是黑色的,比如半夜行走在没有路灯的旷野里;有时候它甚至是绿色的,虽然我想象不出这个场景,但是可以肯定,一定会有的,比如,你把一个绿色的塑料袋套在头上往外看。正如徐青青自己所说,这个世界有多种可能性。
四
这年年底,科长跟我说,过了春节局里会调整一批干部,她要高升当副局长,老周接她当科长,而老周空出来的副科长,她已经向局长推荐,由我接任。
我听了有一点儿小激动,同时又为自己这个激动感到惊讶。因为一直以来,我认为我对仕途不感兴趣,假如真像我父亲所说仕途是“道”的话,那么我宁愿要它繁衍出来的、或者说附着在它身上的“一二三”。看来我并不十分了解自己想要什么,这一点让我很沮丧,我一直认为自己活得很明白。仕途摆在那儿,不管是谁,都会动心,现在我本能地产生一点儿小激动,这说明我的潜意识已经认同、或者至少正在认同父亲的想法。
科长提醒我,这个关键时期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能有任何闪失。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让我和她暂时断绝工作关系之外的任何来往,后来才明白,她这是让我注意徐青青,要我和徐青青保持距离。可是第二天,徐青青在一场宿醉之后,给我打电话,让我即刻动身,到她读高职的T市去。说只要我在天黑之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就任我处置。“你不是早就想得到我吗?”她说。于是我想起她那个前卫的发型和锁骨上的刺青,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如临大敌。放下电话,我静默了五分钟,然后拿出一个硬币,抛了三次,都是反面。这表示我必须动身前往T市,不管我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向科长请假,说要到T市去一趟。科长狐疑地问我,去干什么?我拥着她的腰说,当然是看你的宝贝女儿。她非常恼火地说,那个精神病不是我的女儿。我说,那不是更好?如果她真是你的女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那么你想怎么办?我说,我还没想好。
我说还没想好,这真不是说辞。我对徐青青没有任何的好感,之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也许在她提到“任我处置”的时候有一丝冲动,但在我抛掷硬币的时候,这冲动就已经变得死水一般平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见徐青青,也不知道见到以后会发生什么。甚至我也不希望发生什么。当然,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假如顺理成章发生了,那也就随它去吧!科长也是这么说,她说,随你去吧!说这话的时候,她正从长沙发上坐起来,一边整理头发,一边抱怨我把她新买的衬衣压皱了。看得出来她对我很失望。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现在科长看我大概也是这个心态。但是我还是决定去一趟T市,尽管我明白此行毫无意义。
T市是一个小城市,但是这个城市的边缘有一座面积相当大的“大学城”,一批不入流的所谓“大学”,在这里很便宜地拿到一块一块的地,建起来一座一座的房子,收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我在那儿找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找到徐青青,打她的电话,无人接听。她告诉我她在25号楼1702,可是我敲1702的门,开门的分明是个男的,他只穿一个小裤衩,满脸络腮胡子,所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气喘吁吁地说,怎么才送来?你信不信,再晚五分钟,我就给你差评!后来他发现我不是外卖员,就毫不客气地把门撞上,砰地一声,差点碰坏了我的鼻子。
25号楼旁边是一条僻静的小路,路旁光秃秃的龙爪槐下,靠着两个学生热烈地接吻。看样子他们对光天化日这个成语理解得并不深刻,情到浓时忍不住,把我视为无有。我又冷又饿,身心俱疲,站在这两个学生五米远的地方,点了一根烟。这时那个女生拔出嘴来,厌烦地看了我一眼,嘟囔了一句“没素质”,显然她不习惯闻我的烟味。于是那男生放开女生,摩拳擦掌,要对我实施素质教育。我学过跆拳道,才不会把这毛孩子放在眼里,我把烟头扔到地上,举起双拳准备战斗,这才发现要和我对战的也是一个女生。尽管她身材魁梧面容粗犷留着板寸,但是她的身材出卖了她。这实在太让人难受了。我和这个很像男生但肯定是女生的家伙对峙了五分钟,最后决定放弃。不打女人是我的底线。我拍拍手,慢慢地后退。那两个女生手挽着手,静静地看着我离开,然后又抱在一起,继续啃。
我逃出大学城,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一碗牛肉拉面。这时科长打来电话,语气焦急地问我是不是正和徐青青在一起?我说没有找到她,正想着吃完饭打道回府。科长说那就好,赶快回来,我有话讲。挂了电话,正要吃面,旁边一个女生过来,对我说,你是在找徐如蓝吧?我说不是,我要找的人叫徐青青。那个女生说,在这里徐青青就叫徐如蓝。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然后想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俗语,心下释然。我说徐如蓝在哪里?女生说,我就是徐如蓝啊!
五
我在T市过得浑浑噩噩。徐青青、徐如蓝这两个名字,把我彻底搞混了。而眼前这个徐如蓝,自称就是徐青青,也让我精神上疲惫不堪。一个人改变了名字,难道还可以改变相貌吗?我记得徐青青的发型相当前卫、五颜六色,不是这样的齐刘海;而且徐青青的鼻子没这么高、眼睛没这么亮、口红没这么淡。最重要的是,徐青青的锁骨上有刺青,可是徐如蓝从锁骨一直到小腹,白皙,滑腻,平坦,没有任何印记,当然,也没有任何起伏,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想起父亲讲过一个故事。父亲说他有一个弟弟,失踪多年毫无音信。后来祖父去世,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青年,声称他就是我父亲失踪多年的弟弟,此番前来要继承祖父的遗产。我们家族中几乎所有成员,都说这青年不是我父亲的弟弟,相貌年龄,都不相称。可是这青年坚持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他拿出一沓文件,甚至包含有DNA的检查报告,证明自己就是我父亲的弟弟。最后只好对簿公堂,结果这个青年胜诉了,成功分走了我祖父留下的房子。我祖父只有一套房子,此外几乎没有任何遗产。所以我父亲从此一贫如洗,并且成了家族的笑话。往后不论是谁,提起我父亲就会说,哦,就是那个冤大头啊!于是就嬉笑起来,空气里充满了无限的快活。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喜欢上喝酒,越喝越贫,越贫越喝,最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正如他经常告诉我那样,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那个青年继承了祖父的房子,并把它加盖成一座楼,在里面开了电影院、小旅馆,最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同时在楼里住宿和看电影。终于有一天,那座楼承受不住压力,轰然垮塌,五十三个人因之丧生,其中包括那个自称是我父亲弟弟的青年。我父亲把他的尸体从废墟中拖出来,埋葬在祖父坟前。于是许多死者家属找我父亲索要赔偿,我父亲没钱,这些人情绪冲动,把父亲打了个头破血流。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每天在那个简陋的宾馆里不分昼夜的激情,拥抱着吃饭拥抱着喝酒拥抱着睡觉拥抱着看电影,难道这就是爱情?假如这就是爱情,这爱情也太荒诞了,它让我觉得心烦意乱而且越来越厌倦。有一天,我和徐如蓝在电脑上看一个波兰导演的三部曲电影,冗长而无趣,看完之后,情节就全忘了。只记得有一个男主角,处心积虑把他的前妻送进了监狱。影片最后,前妻在铁窗后望出去,看见那个男人似笑非笑一张脸,脸上滑过一滴眼泪。然后,男人转身离去,态度决绝。徐如蓝说,伟大的爱情,无可奈何的选择。
我得承认,我没看懂这个电影,也不明白徐如蓝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不爱看什么波兰电影,这个叫什么什么斯基的导演我根本不认识。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美国电影,最喜欢库布里克,他拍的《杀手》我看了好几遍,我觉得比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还要高出一个档次。可是,徐如蓝说那都是垃圾。此时我看着她沉浸在电影情绪里不能自拔,感到很好笑。
我觉得肚子饿,站起来说,我去买点儿吃的。刚走出宾馆,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同学,问我是不是在S局工作。我说是。他说你们局里那事儿是不是真的?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还装!就那个女科长和下属搞婚外恋的事儿,被她女儿举报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市里正查呢!我说我最近出差,没在单位,真不知道。挂了电话,我感到脑子里忽然有那么一块空白驱之不去。站立片刻,我想我应该给科长打个电话。号码拨出去,却接不通;过一时再拨,已经关机了。
我走在大街上,看见寥落的行人都裹着大衣行色匆匆。宾馆旁边的小吃街冷冷清清,可是它昨天还是熙熙攘攘、麻辣烫和烤肉串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我想起三百米外有个小商店可以买到方便面,赶过去看时,货架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也许是因为临近过年,所以街面上如此不景气。我只好继续往前走,试图到别的地方寻找食物,这样我就渐渐地走出了大学城,一直走到T市中心。夕阳西下映着云霞万朵,像是一团火在逼仄的高楼大厦缝隙里燃烧穿梭,又像是佛经里经常提到的金莲低垂下来,把远近的建筑镀上雄阔的橙黄。一群鸟儿不知从何处哗然而起,朝着落日飞去,渐渐地融化在这片金色的海洋中。北风呼啸张扬,卷地刮起来,一下子把我的帽子吹走了。
我被这壮丽震撼到了,脑海里仿佛涤荡了所有的颓废和惶惑,像是在圣洁的冰川里受洗、接下来要为着一种宏大而奋斗。我预感到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一些事情,而且它也应该发生一些事情,而我必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中,全身心地融入、无法自拔。我感到血脉喷张激动不已。脱离了思想的荒诞不经,我发现生活的意义其实无处不在。一个老年人哆哆嗦嗦地恳求施舍,我给了他一些钱,他冲我不停地鞠躬。一个小孩子站在路边断断续续地哭,我走过去问他是不是找不到父母、需不需要帮助,可是他看我一眼,忽然惊恐地跑掉了。
后来我回到宾馆,发现徐如蓝死了。她躺在地毯上,神态安详,甚至面带微笑,这让我非常不解。面对警察的询问我茫然失措,完全不记得离开宾馆时的具体细节,这对我很不利。是的我想起我曾到三百米外的小商店试图买方便面但是没有买到,可是那个黑瘦的店主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而且他的商店里也从来没有缺过货,特别是食品架上琳琅满目,方便面火腿肠面包饼干应有尽有,不信现在就可以带我们去检查。我想起我曾帮助过一个乞讨的老人、并且试图帮助一个看起来好像找不到父母而哭泣的孩子,可是警察说,我们正在争创文明城市,大街上不可能有乞讨的老人和丢了父母而哭泣的孩子,只有文明礼貌的市民,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父慈子孝一派欣欣向荣。
实际上警察说得没错。我跟着他走出宾馆,果然看到一幅繁荣昌盛的画面。小吃街上人山人海,羊肉串冒着油烟,麻辣烫的锅子里一坨又一坨的金针菇翻波跃浪喋喋不休唱着欢乐的歌。两个胖汉子就在宾馆门口摆开桌子,一边仰着脖子猛灌啤酒,一边高喊:老板娘,再来十串!老板娘一边痛快地答应,一边揭开脏兮兮的泡沫塑料箱子,取出一把肉串,架在炭火上烤。警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挪车,免得撞到他们的屁股。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我听到远处新年的钟声,还有爆竹在响。
六
我觉得我的记忆肯定出现了偏差。T市冬天的气温接近零下十度,两个胖子不应该坐在室外喝啤酒。假如他们确实在室外喝啤酒,那么时间就应该是夏天;可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应该听到新年的钟声和爆竹。当然,也许我把地点搞混了,我一直以为T市在北方,可是,万一它是在海南某个地方呢?海南的冬夜温暖如春,大街上两个胖子在喝啤酒,附近的宾馆里死了一个年轻女子,有人在远方敲钟、并且欢天喜地燃放爆竹庆祝新年。这个场景顺理成章,可惜我手头没有地图册不能查证。
一年来我总觉得自己的记忆不如从前,比如说,打开电脑忘记要做什么,呆呆地想半天也想不起来,只好无聊地浏览网页看新闻;比如说,明明一份文件就在手里攥着,却翻箱倒柜地找,急的满头大汗。科长多次批评我,说我将来肯定是老年痴呆,“谁来照顾你啊小可怜!”她抚摸着我的脸说。哦,讲到科长,我想起来,我刚到T市那天,科长打电话让我赶快回去她有话要讲,不知道她要讲什么?每念及此,都让我无比纠结。
我这样纠结着,很多天过去了。这天早晨阳光灿烂普照大地,蓝天白云下鸟语花香。我看到我的父亲醉醺醺地穿过花丛走过来,他提着酒瓶看着我,目光如炬。哦,父亲!我的父亲,他渐渐地,变成了一只蜜蜂。有音乐从他出入的花朵里流淌出来,那是一种小提琴的优雅,伴随着清风拂面,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曲终人散的时候我的父亲飞走了,仿佛已经采足了花粉,要回巢去酿那香甜的蜂蜜。哦,父亲!我看着他慢慢地飞啊,飞啊,一直飞到宇宙的尽头。他飞过的天空,渐渐变成了绿色。绿色的天空下我感到无依无靠,抑制不住的恐惧从心底泛起来,恐惧无边的孤单,恐惧永恒的黑暗,恐惧扑面而来的虚无。我泪流满面,说,其实我很想再来一次……我并不为我的怯懦而羞惭,因为话音未落,我已经变成了一阵风,消散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