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哪一年（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段不寻常的岁月）

20世纪30年代初期，历尽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毛主席，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岁月。

虽然他创立的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已走出因大革命失败的危机，朝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王明为首的一批留学苏联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国内。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王明等人虽然熟读了马、恩、列的原著，懂得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们没有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经验，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自然而然地照搬书本、照套别国的经验。他们一上台便极力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主张“城市中心论”，攻打大城市，搞“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反对以乡村为中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他们又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凡是对其错误政策有怀疑、不积极拥护或不坚决执行的人，一律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就是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重要对象。

1931年4月，“左”倾领导者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其“左”倾路线，极力排斥和诬蔑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组织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初，“左”倾冒险主义者为实现湘、鄂、赣各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命令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抵制，批评了这一错误决定，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8月，毛泽东再次反对攻打南昌包围武汉的冒险计划，强调红军应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大逆不道”使“左”倾机会上义领导者大为恼火，决定拔掉这颗钉子。这样，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又称宁都会议)上，将毛泽东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说成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政策，指责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发展是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领导。这次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两个重要职务。

毛泽东，这位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正当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正当他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连续三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之时，他却被排斥出军队，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种错误的组织处理无疑是对毛泽东的重大打击。诚然，他这次受到组织处分并不是第一次，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算起，由于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理解和赞同，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处分达20次之多，如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而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受的打击则是最沉重的一次，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职务全被撤掉，只剩下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一职。“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毛泽东回到后方“养病”，兼做政府工作。此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且在心理上，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委屈，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逆转，人生的一大挫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厄运和逆境是对革命者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它面前，有的人消沉颓唐、一蹶不振，有的人则奋力拼搏抗争，绝处逢生，毛泽东属于后者。但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还未充分暴露，人们对此还缺乏足够认识，加之在共产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他个人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拼搏不是盲目与组织对抗，人为激化矛盾，而是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耿耿忠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在执行中寻找纠正错误的机会。他终于从险恶的环境中挺过来了，同时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忍受委屈，服从组织决定，这是毛泽东与逆境拼搏首先采取的方式。毛泽东将错误的处罚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正因如此，他能以革命利益为重，胸怀宽广，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被迫离开军队后，他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到后方，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倾注到另一个领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做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他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期间，一边养病一边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骑着一匹马，走遍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调查了各种情况，发现了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根据地进出口贸易、经济工作者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在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根据地经济问题作了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如经济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农业生产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等。他还创立了一套关于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论著，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逆境的漩流中，毛泽东成了一个经济专家和理财能手。

毛泽东在逆境中磨炼自己，锻炼自己，就像一块金子，即使被丢弃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会默默无闻地闪闪发光。然而，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的逆境转变为革命危机的时候，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变换了与逆境搏斗的方式，由忍受委屈到百折不挠地赤诚相谏，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伸张正义，积极抗争。这充分地表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1933年10月，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这一次，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作战方式，企图消灭红军，荡平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懂军事，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围剿”一开始，李德等人就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搞“拒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几战皆败，且陷于敌人的堡垒之中，完全处于了被动地位。

毛泽东见此状况，心中十分焦虑，无奈他已无权指挥军事，但他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反“围剿”的方法。此时，毛泽东尖锐地看准了一个时机，即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由于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急调一部分兵力开赴福建镇压十九路军，江浙一带顿时空虚，他“围剿”红军的整体计划已经打乱，造成了红军粉碎敌“围剿”的良机。因此，毛泽东大胆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可谓扭转时局的关键。后据蒋介石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当时蒋正在江西临川督战，很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为此日夜坐卧不安。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害怕转入敌统治区后会丧失根据地，另外，他们又以极“左”的观念看待“福建人民政府”而不予援助，因此，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结果坐失良机。“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部署兵力，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骤而歼之，而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逐渐缩小，越来越被动。

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后，并不气馁，继续见机相谏。1934年春夏之际，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来到离瑞金不远的中央根据地南大门会昌，与粤赣省委、军区及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研究南线反“围剿”斗争形势，要求他们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善于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他根据敌我形势反复强调不能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与敌人拼消耗。他建议把红军主力抽下来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式，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垮敌人。粤赣军区遵照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指示进行反“围剿”，却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说这是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围剿”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1934年9月，战争进行了一年，战火已烧到根据地中心区，情况非常紧急，毛泽东再次赤诚相谏。他主张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这里敌人兵力薄弱，并未建立堡垒封锁线，红军进入此地必威胁敌长沙、湘潭、株洲等战略要地，迫使蒋调江西之敌回援湖南。红军则趁此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这一正确主张再次遭到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英勇奋战，但当打破敌军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后，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三万余人。此时红军的计划是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明确此意图后，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专等红军往里钻。如继续按此计划行事，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何去何从？红军似已面临绝境。此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已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仍寄希望于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第四次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相机歼敌。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执行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开始出现转机。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并一举攻克黎平。红军的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红军得到喘息之机。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继续前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经过休整补充，红军出现生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毛泽东的个人逆境与中国革命的逆境紧密相连，当他的正确路线被否定后，中国革命的危机也随之出现。毛泽东能忍受“左”倾机会主义对他个人的打击迫害，却不能容忍中国的革命事业由此遭受危害，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以扭转局面，减少革命的损失。而一旦革命出现危机，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种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便驱动他拍案而起，与“左”倾错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拼搏，由力陈自己的正确主张转变为尖锐地批驳“左”倾错误，这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斗争的显著特点。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趁蒋介石重新调动部署兵力和红军休整补充之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在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时，将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的强大，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讲述了一个多小时，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军事指挥的错误。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管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指挥战争，如何能取胜？毛泽东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那种将军事失败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的观点。毛泽东结论性地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也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的发言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击中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要害，反映了大家的想法，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朱德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及依靠李德造成如此惨痛损失。周恩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受过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主张解决领导问题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李德、博古的军事错误，拥护毛泽东的领导。那些红军高级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李德错误军事指挥之害，早就与之作过争论，更加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就是博古，也没有因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的精神，会后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并多次作自我批评。李德列席会议，此时他已理不直气不壮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因许多人的支持而鲁莽行事、痛快一时，而是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如他只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避免提及政治路线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军事问题。另外，他在批判“左”倾错误时，直接针对博古和李德，对其他人则耐心地说服和帮助，因此，团结了更多的同志，这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会后，有人问毛泽东：“你早就看到王明那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回答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认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因毛泽东的斗争艺术，遵义会议才能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顺利地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州、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从此转入主动作战。二渡赤水时，消灭敌人20个团，取得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篇。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他也走出了这长达四年之久的人生逆境。

容天下能容之事，忍天下能忍之事；有容乃大，能忍则善。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气量，对于一个人成就大业至关重要。古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业，必须有气量，大胸怀。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有宽阔的胸怀和气量。陈毅跟随毛泽东多年，对毛泽东非常了解，他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陈毅的评价十分中肯。这是毛泽东性格一个方面的真实写照：最能受委屈和十年忍耐，这体现毛泽东一心为党、相忍为国的胸怀，也表现他善于斗争的伟人气质。

毛泽东身处逆境，在他的正确主张不被接受的时候，他等待、忍耐，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最终使同志们接受正确意见。当毛泽东受排挤成为历史后，他又坦然对待之，甚至还反思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毛泽东心胸坦荡，他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他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20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人们感觉到，他除了对政治生命看得非常重以外，其他的都看得轻，他相信真理，只要真理在手，他就无所畏惧。

1957年他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说出了他的心声。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把吴冷西召到他的住所。待吴冷西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找你来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去。”吴冷西实话实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考虑你去。”吴冷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为自己不适宜到那里去工作。毛泽东没有逼吴马上表态，说：“给你十天考虑，十天以后再谈。”

十天后，吴冷西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问：“十天过去了，考虑好了没有？”吴冷西还是陈述了自己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也表态作为党员服从党组织的分配。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奋著《史记》。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讲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他们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没有宽阔的胸怀是无法得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对错误处理他的人是以德报怨。陈独秀曾经和毛泽东发生过严重的分歧，甚至后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五大不给毛泽东选举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记恨陈独秀。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派人找其谈话，邀他到延安工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造了党，有功劳。王明曾使毛泽东吃尽了苦头，如果按照一些人的性格，肯定要给王明穿小鞋。但是，毛泽东没有，他主张：“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在酝酿中央委员会人员时，很多同志不愿选像王明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当中央委员。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毛泽东提出不能用王明对待他的办法来对付王明。他还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中革命的人都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仍担心王明不能被选上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其他代表都到外面去自由活动，毛泽东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上，听工作人员唱票，直到别人告诉他王明当选没问题时，他才离开座位到代表中谈笑风生。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度，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这就是毛泽东的为人。正是这种风度，赢得全党的敬仰；正是这种胸怀，才争取了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全体同志的支持；正是这种为人，使全党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